要回想「文青」一字的崛起，已經要數到二零零八年左右。隱約記得，其時爆發的文青熱潮與方大同、王菀之等創作歌手的爆紅類近，那時走在學校走廊，幾乎人人臉上都架起一副黑色膠框眼鏡；即使不愛閱讀，都要手執一本村上春樹打卡；更少不得要去精品咖啡店來一杯 nutty 的 dirty。
十幾年過去，文青族群從邊緣、小眾走向成為文化經濟、創意經濟的主要消費者群，從標配的文化符號——戴著手工眼鏡、揹著米色布袋兼玩菲林相機的形象，已經更細緻化成露營山系文青、韓系簡約風、日系 layer 搭配風等等不同流派。然而，仍然萬變不離其宗的是文青們會流連的地方都是手作市集、戶外音樂會和老區活化的文青小區。
文青商品化（commodification）使特定文化的獨特性形成了壟斷地租的能力基礎，根據 David Harvey 在《地租的藝術》一文中提出，當文化成為某些地區的特殊辨識標記（mark of distinction），標記越明晰，其具觀光價值的集體性象徵資本（collective symbolic capital）就越高，文化創意產業逐漸成為建構城市形象的發展策略，隨著同類商店遷入，地境的環境氛圍就能更完美地被打造。以灣仔星街小區、深水埗大南街為例，文藝選物店、皮革店、咖啡店等店舖陸續遷入，每個周末幾乎到處都是提著一杯咖啡打卡的人們。
然而，這股文青經濟能否從視覺符號消費走到更遠、推動香港本土品牌發展呢？例如在台灣廣受歡迎的美國軍風衣著品牌 Workware、土炮設計 Quico brew 咖啡機、打入台日市場的掛繩手機殼及戶外用品品牌 Topologie 等等，瞄準本地文青的強勁消費力，及後的發展同樣值得期待。
